夏天的午后，奶奶已经70多岁了，在屋后阴凉地里的小桌子上一粒一粒慢慢敲着西瓜子。
而我有时会坐在奶奶的对面，左手捏住一粒西瓜子，尖端朝上，用小榔头轻轻一敲，力度要正好西瓜子裂开而不折断，然后迅速单手倒个个，再用小榔头轻轻一敲，一片象牙白色的瓜子仁便脱壳而出。如此一粒接着一粒，俨然一个流水线上的熟练工。
我这是在帮奶奶挣钱呢。
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瓜子仁是做什么用的。有时敲坏了一粒就放进嘴里吃了，品不出什么味道。如今我知道很多传统糕点，包括西式点心，都有它的点缀，而且是高价的标志。比如果仁蛋糕、瓜子仁薄饼、毁誉参半的五仁月饼，等等。
如果你上世纪80年代成长于城市，那么你吃的美味糕点里可能有我的劳动。我只是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敲瓜子的时候并不很明白食品卫生的重要性，所以不会事先洗手，刚捉过青蛙也未可知。
除了敲西瓜子，我们那时候还加工松子仁。那种松子是三角锥形的，像石头一般坚硬，需用专用的钳子钳碎。另有一种更精细的活，是把烤好的松仁外的一层烟（方言，包膜）脱去。那时的加工方法是把松仁放在脚扁里反复颠，也是非常费时费力的活。
西瓜子和松子都是从乡食品厂领的，敲出来的果仁按重计加工费。报酬虽很微薄，但是当时老人小孩难得的“生意”。
当年这种利用农村闲散劳动力和乡土资源的经营业务是相当多的。另外比较典型的两项是晒蚯蚓干和刮蟾酥。
蚯蚓干和蟾酥都是中药。蚯蚓干（中药名地龙干）有清热定惊、通络、平喘、利尿的功效。蟾酥是蟾蜍头部两侧突起内的浆液，性温，有*，主治小儿疳疾（营养不良，发育迟滞）。早年这些药材都是从乡间采集，当制药业迅猛发展，采药人不够用时，就需发动人海战术了。
晒蚯蚓干是家庭行为，80年代某一时期南汇农村几乎家家经营一些副业。母亲主抓各个流程，而我会参与捉蚯蚓。那时乡下蚯蚓遍地都是，松软的菜地里一铁鎝（一种铁耙）下去，翻起来就是好几条。蚯蚓抓来后，就用剪刀一条条剖开，洗净放到簾子（一种可卷起来的苇席，农村用来晒物）上摊晒。晒干就好卖了。
而刮蟾酥是我们儿童自己的挣钱门路。到药材公司领一个像贝壳一样的铁皮夹子就“开业”了。从来不受待见的老介巴（方言，蛤蟆），在那么一两年里突然变得像宝贝一样，而对蛤蟆来说，那无疑是一段苦难岁月。我们满地里找蛤蟆，逮住了就用夹子夹它头部两侧耳朵部位的突起，会有浓稠的白色液体流出。
回头来看，那些年农村人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副业，都是诚信为本。比如蟾酥这东西，一点点就值不少钱，真要掺假办法肯定是有的，可我们想都不会往那儿想。
但我们做一簾子（一张簾子比一张双人床还要大）的蚯蚓干，只能卖15块钱。捕捉几十上百只蛤蟆，刮到夹子无可容纳，只得3毛钱。
敲西瓜子最廉价，加工1斤西瓜子仁，计3毛5分钱。而得1斤瓜子仁，可能要敲上整整一天！我们从早敲到晚，敲得手脚酸麻，得的钱可能只够城里的孩子买一个瓜子仁纸杯蛋糕。
母亲说起早年农村的副业，只叹做死做活，也赚不到几个钱。
但这就是城乡差异，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分工。老一辈南汇农人甚少抱怨与城市之间的不公平。也许在他们的内心，已经觉得上天眷顾他们很多。比如我爷爷当年到上海参与造国际饭店，我外婆年轻时去上海做“摇袜姑娘”，我父亲早年到*浦江的码头捡树皮柴，我们还可以卖菜卖瓜果到城里。当然这些“福利”本身就充满了艰辛。
即便在我成长的年代，我们仍然需要比城市的同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比如早年上市重点中学，我们一个县加起来的名额可能只有10个，同样上我这个大学，我的成绩必须要比市区同学高一到两个等第。
这种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权利不对等基础上的城乡关系是非常脆弱的。如今我无法描述当下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依存关系，似乎越来越紧密，又似乎越来越疏离。我曾经写了一长段关于城里人乡下人的文字，又一一删去，欲语还休。
我有时宁愿怀念那些心无杂念的日子，我在夏日的阴影里埋首敲着西瓜子，而你在凯司令的店堂里犹豫要不要买那块瓜子仁蛋糕。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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